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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玉 魏坚 【考古中国】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国际大都会——元上都。 元上都遗址，位于正蓝旗上都镇东北20公里处，地处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上。在元朝建立前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开平是治理汉地的政治中心。元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下诏改开平府为上都，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元上都”。作为元代“两都巡幸制”中的草原都城，元上都在都城选址、城市布局和设施配置方面，充分体现了蒙汉杂糅、包容开放的建筑特点。--> 为了深入发掘元上都的文化内涵，2025年国家文物局又一次启动了对元上都遗址的新一轮考古发掘。 1.元上都的建筑布局 公元1275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马可·波罗行纪》中写道：“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其宫舍内皆涂金，绘有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 元上都建筑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宋代以来《营造法式》中对都城的建筑要求，由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组成。 元上都的宫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与皇城呈“回”字形。宫城为长方形，南北长605米，东西宽542米，墙两侧均用青砖包砌，四角建有角楼。皇城呈方形，每边长1400余米，墙体两侧用石块包砌，四角建有高大的角楼和登城的踏道。外城则是在皇城的西、北两面，由皇城的东、南两墙延伸修筑而成，平面呈方形，周长8800余米。 元上都的宫城北墙正中，建有高大的双阙式建筑，故无北门。元代诗人就有“东华西华南御天，三门相望凤池连”的描述。宫城御天门外，有两排建筑基址，很可能是文武百官上朝或候旨时的停留之所，元人有“御天门前闻诏书，驿马如飞到大都”的咏叹。宫城内有40余处宫殿基址，除通向三门的丁字街外，街道布局都不太规整。这是因为，元上都虽然有一条从皇城明德门向北到宫城北墙穆清阁的中轴线，但是宫城内的建筑并不是依这条中轴线前后呼应、左右对称，而是每群建筑各有围墙，随地势和湖泊沼泽自成体系，错落分布，体现了一种离宫别馆式的建筑特点。 元上都作为元朝的重要都城，其军事防御体系十分完备。在皇城的墙体外侧，用石块筑有凸出于墙体的24个梯形马面，外城墙外四周挖有宽约26米的护城河，并筑有石堤护坡，以防坍塌。城外四周的山头上，一般都建有预警的烽火台。 元上都现存有13门，其中宫城3门，不设瓮城；皇城6门，外城4门，城门外均建有方形或马蹄形瓮城。外城北部和西部之间有一道土筑的隔墙，其中北部有一大型院落遗迹，这也许就是当年栽培奇花异草和驯养珍禽异兽，以供宫廷观赏游玩的皇家园林所在地，即文献所指的御园或北苑。 同时，元上都的建筑也保留了诸多蒙古文化特点，如蒙古文化传统习俗中，每年夏季祭天、祭祖之后要在“失剌斡耳朵”，即棕毛殿举行“祚马宴”。位于外城西部、靠近皇城西门外北侧的圆形建筑基址，应该就是元代诗人曾经提到的棕毛殿。马可·波罗描绘它是用竹子作梁架，以金漆缠龙绕柱，劈竹涂金作瓦，殿内壁画花草百鸟，外用彩绳牵拉固定，高达百尺，广可容数千人同时进餐。当时在上都举行的各种宴会中，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祚马宴”，就在棕毛殿举行。每逢宴会，王公贵族、宿卫大臣均要穿皇帝亲赐的“质孙服”赴宴；质孙服就是衣冠颜色完全一样的服饰，因而“祚马宴”也称作“质孙宴”。宴会要举办三天，每天换一套服饰，可见当时上都的繁华景象。 元上都的皇城位于外城的东南部，环绕宫城而建。结合历史记载和考古调查，位于皇城东北角和西北角的两大佛寺应为忽必烈所建。东北角的佛寺为大龙光华严寺，建筑规模宏大，分东、中、西三院。西北角的是藏传佛教寺院乾元寺，分前后两院，前院外围有一周回廊式建筑。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的上都孔子庙，位于皇城东南角，有前后两殿，外有围墙，庙西还建有房舍，接待学习儒教的国子生，表明了元朝对孔子的尊崇。此外，皇城内东西两端还分别建有老子道观和回回寺。元上都儒、释、道等各类宗教建筑的存在，体现了元代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和在思想文化上的包容性。 上都城的宫殿，多见于史载。其中，大安阁是蒙古军于公元1266年攻陷南宋汴京时，拆熙春阁迁至上都所建，史载其“高二百二十有二尺，广四十六步有奇”。元人有“大安御阁势苕亭，华阙中天壮上京”的诗句，描绘了大安阁高耸入云的宏伟气势。元朝的11位皇帝中，有6位是在上都的大安阁举行登基仪式的。在三门相对的宫城中心，我们发掘出了大安阁旧址，从出土的浮雕汉白玉龙纹角柱和阿拉伯文石刻上，可以感受到当时飞檐高耸的壮观景象，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2.元上都的社会生活 元上都四面城门外的关厢范围广大，每个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依据考古调查，关厢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官署、仓址、驿馆、大型院落、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这几类遗存在每关的分布情况又各有侧重，从而形成了既相互关联，又各具特点的分布规律。元代诗人曾有“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和“滦水桥边御道西，酒旗闲挂暮檐低”，“滦河美酒斗十斤，下马饮者不计钱”的诗句，生动反映了元上都城关的生活情景。 据调查，作为元上都的主要商业区，西关街道交错，建筑遗迹比较密集，显示出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东关外除留有大片的空地外，在有些建筑规格较高的大型院落内，南部往往显得空旷，应留有搭建蒙古包的地方，这可能是因东关地近皇城，故成为王公贵族、元朝官员等朝觐者的聚居地。南关的主要遗迹多位于明德门御道两侧：在南关明德门外御道西侧发掘的客栈遗址，为成排的石基础房屋，房屋内均砌有一至两铺火炕，居住面上有大量塌落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建筑布局整齐划一；紧靠客栈遗址的东侧，曾出土过较多的大型酒缸和饮酒器具，明显属于酒肆遗址。在北关外，发现了建筑规模较大的两处并列的驻军院落遗址，东侧院落的后院为整齐排列的上百间住房，前院则纵向分为指挥和仓储区两个独立的院落。 在元上都北门外西北方向的龙岗下，有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设计修筑的一道拦洪大坝，名为铁幡竿渠。此渠由龙岗东侧山岗西至上都城西北方的哈登台敖包山下，南折沿城西关外至闪电河，全长约7公里。这是一项十分宏伟的排水工程，在元上都的历史上曾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今，哈登台敖包之上仍留有当年的铁幡竿石基座。 3.元上都的葬俗祭祀 元上都城区周围调查和发掘的元代墓葬，明显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处城郊以砧子山和卧牛石墓地为代表的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以城郊和远离城区的草原深处墓葬为代表的普通蒙古人墓葬。 汉人墓地仅见于元上都城区周围，如砧子山、卧牛石墓地，其葬俗体现了典型的中原文化色彩。居住在城外关厢的汉人，主要是宫廷的劳役，或在官府当差；还有一部分汉人应当是在上都城从事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生产。开平修筑之初，城区周围就聚集了大量的工匠和劳役。随着元朝两都制的确立，上都城城垣、宫殿、寺庙和周围离宫别馆的增建和维修，成了这座草原都城的重要事项，而居住在上都城区周围的汉族居民，就是劳动力来源之一。 蒙古人的墓葬有浓重的游牧射猎文化色彩，表明其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业的。其中，位于城区周围的一棵树、羊群庙墓地的埋葬规格和随葬品，要略高于远离城区的三面井等几处墓地，似乎说明当时上都城区周边牧民的生活水平，要略高于周围地区。 羊群庙祭祀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是元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遗址由椭圆形石筑围墙、方形阶梯状祭台、汉白玉石雕像及亭阁式附属性建筑组成，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的祖先崇拜思想。羊群庙的石雕像，属于蒙古民族偶像崇拜，应源于蒙古高原历史悠久的“鹿石文化”。其右手握杯于胸前的形态，与公元6至9世纪突厥人的石雕像有着密切的渊源，是蒙古民族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的偶像崇拜与突厥人“石刻文化”融合碰撞的产物。依据文献资料分析，羊群庙奎树沟一带发掘的4处大型祭祀遗址，应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元上都作为元朝的夏都，是在兼容并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在总体布局上，反映出多元开放、草原气息浓厚的个性，既吸收了中原城市布局的传统模式，又明显体现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特色。此外，分布在皇城内不同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及御花园，相映成趣，构成了上都建筑的特色，也彰显了上都作为“世界大都会”中西文化交汇的特征。 上都城在元末的战火中毁灭了，而它的遗址则一直保存下来，上都的名字也长久地在草原上流传，还留在了马可·波罗及许多西方人的记述中。法国著名史学家勒内·格鲁塞曾说“这是一座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保护、发掘和研究这座曾经是世界大都会的遗址，是我们永恒的使命。 (作者：郑玉、魏坚，分别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和边疆考古研究院特聘教授) 【编辑:于晓艳】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5.9.29总第120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1935年年底，一个冬日的下午，林徽因已经在梁思成的办公室连续工作三个小时。那一年，她和梁思成在山东曲阜考察了孔庙建筑群，并沿胶济铁路途经历城、章丘、临淄、益都等11个县，寻找散落山涧旷野的“文化瑰宝”。归来后，有大量案头工作。此刻，里间只有她一个人，窗户正好可以俯瞰天安门的院子。 “现在是五点三十分。夜幕开始降临，宛如一只银色的飞鸟。整座庭院一片青白，好似落了雪。”这是林徽因眼中，冬日的北平，但是风物的静美无法拂去心头的忧愁，工作间隙，她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写了一封信：“正清，你看，如此美好的景物呈现在我眼前，我内心却感到强烈的不适与厌倦，喉咙尤其沉重，仿佛被一团东西噎住，令我窒息。”--> 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时经历过“九一八事变”的林徽因，又在1935年目睹“华北事变”，巨变迫近，她的心没法不沉痛。此后的十几年，她在战乱、贫病和一路的撤退逃难中，把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所忧尽数写入信件，倾吐给美国的挚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尤其费慰梅，是林徽因一生的密友。 后世的文艺作品，惯于津津乐道她少女时期的美貌、才情和感情逸事，事实上，颠沛流离是林徽因短暂人生的主要内容。 在她离世七十载后，今年7月，林徽因的这批英文书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以中英文对照形式收录于《林徽因全集·英文书信卷(一九三五—一九四〇)》。 “她肯定不是什么女神” 翻开书信的影印版，于葵耐心辨认着一行行潦草的手写体英文，有些信纸非常小，字只能更小，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写不下了画个箭头，又挂到最上面；有些在正文边栏或空白处找块地方，又挨挨挤挤写好几行；还有些不是信纸，纸张质量不好，字迹难以辨认。“抗战时期条件艰苦，纸张宝贵要节省着用，现在誊录就很困难，翻译更考验水平，需要熟悉林徽因的文体，忠实她的语境。”该书编著者、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以目前仅出版了书信中1935—1940年的部分，1941—1948年的书信亦将后续出版。 横跨十几年的书信信息量很大，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年林徽因的人际交往、家庭生活、思想观念和家国情怀，也以林徽因的个人视角，呈现了她所处时代的社会面貌、重大事件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和思想状况。这些通信，都被费氏夫妇细心珍藏，哪怕经历诸多离乱，见证许多更迭。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他们把数百封信件的影印版分别交给林徽因的孩子梁再冰和梁从诫。 20世纪90年代，梁从诫曾经撰写了介绍林徽因的文章并在选编《林徽因文集》时摘用过其中的一部分信件。梁再冰曾于林徽因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之际，第一次提笔为母亲撰写文章《我的妈妈林徽因》。“平日里妈妈梁再冰不常提及自己的家世——外公梁思成忠告她‘最难为名父子’，鼓励孩子自食其力。”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记得，在外婆去世数年后，太婆(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托人送来一只皮箱，里面装着外公外婆的老照片和日记、手稿。幼时，这些内容多被斥为“四旧”，也没人懂这些资料的珍贵，但外婆那秀丽的面容、优雅的四合院院落、典雅的服饰，以及书写在照片旁边娟秀的小楷字，一幅幅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中。年岁渐长，她才明白其中的意义：“有时感觉外面一些谈论林徽因的书刊‘离她甚远’，她当然是一个精彩的人物，但肯定不是什么女神，而是有血有肉、非常接地气且烟火气十足的一个人。” 2024年，为纪念林徽因诞辰120周年，于葵根据家族留存史料撰写了《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一书，她想把真实可靠的史实告诉真正关心林徽因的人，林徽因最可贵之处正在于她的“真”。于葵写此书时，觉得唯其如此，才对得起外婆。书中引用了一部分林徽因的英文书信内容，在为这本书担任责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一珂感觉这批英文书信极有价值：“无论对于研究林徽因还是研究抗战史或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都是一套珍贵且独一无二的史料，如果它们不存于世，也就罢了，既然还在，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版。” 于葵对翻译编辑出版这些书信也颇有些顾虑，“这些信件毕竟是外婆和朋友以及闺密的私人通信，尊重前辈们的私人空间的同时，我也深受外婆那些‘掏心窝子’的话语的触动，也正是因为这点，写作中我感到这批信件的分量之重，它们的真实性无可比拟，别人再怎么替她说，不如去听听她自己怎么说”。 由于历史原因，费正清夫妇回复林徽因、梁思成的信件绝大部分未能保存，现存只见零散数页费氏夫妇自己的誊录，而无法成为一段频繁来往的历史性书信记录。“不然，两相对照，一定很有意趣。”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林徽因绝大部分手稿(包括文学、建筑代表作及大量中文书信)也未能保存，现存少量中文手稿亦零散不成系统。 幸运的是，林徽因与梁思成写给费慰梅、费正清的英文书信手稿在费慰梅整理下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从长篇打印稿到巴掌大纸片上的寥寥数语，包括那些李庄时期随手“涂写”的粗糙纸片，都被费慰梅装订成册。为保留林徽因的信件，费慰梅还多次将这批书信誊写。 在为书信出版做编辑、校对的过程中，王一珂时常被林徽因蓬勃的感情以及勇敢直率的表达打动。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公开发表的悼念都克制内敛，但是面对朋友，她表达了真实的思念，称他为“最亲爱的故友徐志摩”，认为“他所做的、所为之奋斗的事业远比他讲的要多得多”，坦言“在那些左右逢源、明智理性的人中，他是一股清流”。那些在战争爆发后，仍追求享受和个人地位的文化名人，林徽因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批评。当费慰梅抱怨丈夫总忙于工作，她又用自己的婚姻为例子悉心安慰知己，坦诚说出从恋人变为夫妻后感受的区别：“作为妻子的爱比作为恋人的爱要更严肃，后者处于热恋状态，自然会觉得自己飘飘然走在开满玫瑰花蕾的天堂之路上。” “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身边的朋友都爱她，乃至依赖她，在于葵看来，林徽因的魅力当然在于她丰沛的知识与思想，但不大被外界关注的，是她待人的真诚、热忱以及无微不至的“长姐”之风。林徽因是家里的长女，在她8岁时，父亲林长民又娶了一个妻子，第二任妻子生下4个儿子。复杂的大家庭里，林徽因从小就明白，有些事无法非黑即白地对待，她一面安抚备受冷落的母亲，一面帮忙照顾同父异母的年幼弟弟们。有一次三弟林恒发高烧，她抱着2岁的他，在廊子下面转悠了整整一夜。于葵感慨：“用今天的话说，外婆也是从小被锻炼出了‘高情商’。” 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院的“梁家下午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周末好去处”。聚集了一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女主人林徽因当然是其中的核心，梁再冰对于葵回忆说，“林徽因最美的时候就是她说话的时候，充满激情，神采飞扬，每个话题她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别人关注她的时候，她也同样关注别人，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 正因如此，亲朋好友一遇到事就找她拿主意。有一次，沈从文和妻子闹别扭，妻子一怒回了苏州娘家，他找林徽因倾诉整整一上午，林徽因告诉费慰梅，自己“煞费苦心地同他交谈，骂他，劝他，与他讨论生活极其曲折，人的天性极其动人之处和遗憾之处”，末了还借给他钱买车票，去苏州找妻子面谈。林徽因是梁林两家弟弟妹妹们的长姐和长嫂，也是尽责照顾家人的主妇，人最多时，林徽因家中甚至接纳了十几位亲友同时住宿。梁思庄是她的小姑子，也是她的挚友，梁思庄丈夫去世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将她和女儿接来北总布家中同住，弟弟林恒也曾跟在她身边。人们习惯关注在前厅热情招待每一位朋友的她，鲜有人看到不时奔向后院处理大事小情的她。林徽因给费慰梅画过四合院的床铺图，还调皮地招呼好友：“请预订梁氏招待所。” 林徽因说：“早年的家庭争战已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丝残痕重现，就会让我再次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她偶尔也羡慕费慰梅嫁了个独生子，不必像自己这样，常常“一睁开眼就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家庭纷争”。诸事繁杂，信中也看到心力交瘁时她向密友倾诉。 厄运很快便来了，却再也不是家庭纠纷那样简单。1937年，“卢沟桥事变”在林徽因的人生中画了一道分界线，她永远告别了北总布胡同3号的优裕生活，先到天津，再去青岛，随后辗转至长沙、昆明，最后搬迁到四川李庄，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颠沛流离。在日机对长沙的一次轰炸中，炮弹就落在距离他们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她和梁思成各自拎起一个孩子往楼梯跑，还没来得及下楼，炸弹就炸了，林徽因被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梁从诫，从二楼被抛摔到地上，竟然还能完好无伤。他们奔向防空洞时，又是一轮轰炸，炮弹落在身边，他们心想这回躲不掉了，“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的人去承受悲剧”，所幸这颗炸弹没炸。 即便如此经历，林徽因仍然说，“不会失去勇气，在极度悲观的情况下，我们仍怀抱昂扬的希望”。一路上，他们乘坐“各种材料、也不知什么年代”生产的破旧汽车，有时十几个座位竟然塞进近30名乘客。这样逃难的途中，她那双建筑师的眼睛也没有停止发现美，她指引孩子观看“玉带般的山涧，秋日赤红的枫叶和洁白的芦苇，天上自在飘浮的云彩、古老的铁索桥”和渡船。 走到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她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发起高烧。因为大批军校学员和几班大巴旅客滞留，到处住满了人，即将露宿街头时，幸亏几个空军学员腾给他们一个小房间。她躺在床上发烧41度，旁边隔一个小门板，另一边就是小酒馆，满口脏话的赌徒、当地娼妓、运输司机、山东口音的大兵聚在一起喝酒、赌钱，他们的话飘过来，被林徽因记住，后来生动地写给费慰梅。于葵感慨：“在那样艰苦无助的日子里，重病高烧之中，她还有心去品味复杂的人生，用她那优美生动的语言记录下来。” 卧病几天，林徽因才刚刚退烧，一家人就又匆匆上路，结果破旧的长途车半夜抛锚在了荒山山顶。12月下旬的深夜里，林徽因拉着两个孩子的小手不停来回走动，借此暖一暖几乎冻僵的身体。“前一天她才退烧，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于葵推断，正是这番折腾，让她本已病弱的身躯遭受重创，在昆明，特别是到了李庄病情总暴发，林徽因彻底躺倒了。 一路奔波逃难，她也不再是北京四合院中高朋满座的沙龙主人，而是支撑家庭的妻子和母亲。梁氏一家在昆明住的房子如今仍在，见到其中一间曾被标为“林徽因的书房”，于葵参观时看到了，立刻打电话给母亲：“林徽因有书房吗？”梁再冰回答：“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那时候，林徽因常常一个人背一个大背篓，把一家人一周的菜在赶集时全背回来。上有老，下有小，她不得不放弃很多文学艺术的创作，来支撑这个家。在李庄时，孩子们穿得就跟狄更斯小说里的流浪儿一样，所以她要缝补那些已经补到不能再补的衣衫，她说，这似乎比让她写一章宋辽时期的建筑史还困难。她仍然在坚持和费慰梅通信，尽管“在现实面前，感情成了一种奢侈，但它不该泯灭在仅存的一线蓝天和敌人的炸弹之间”。 “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 昆明郊区的龙头村，梁氏夫妇有过一段短暂的安稳日子，晃县小旅馆里结识的空军学员成了家中常客。战争开始时，林徽因几次对费慰梅说，不甘心“只是枯坐在这儿”，“必须为信仰而战，以便循着我们足迹的后来者可以享有安定的时代，成就一番事业”。林徽因说起他们结识的这批空军学员，她说既然自己不能上战场，那就要尽她所能给能上战场的空中英雄们一个家。于是这些学员成了梁家的亲人，梁思成和林徽因将他们视作弟弟，梁再冰和梁从诫唤他们为舅舅，后来，他们还作为名誉家长参加了这些小伙子的毕业典礼。 除了照顾家人，最让梁思成、林徽因操心的就是1930年在北平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所幸学社几位重要人员逐渐在昆明聚齐，抢救古建的工作继续展开了。长久以来，林徽因都是营造学社的重要成员，遍踏荒郊野外艰辛考察，却属于不拿薪水的“编外”，如同当年拿不到建筑学位一样，既无名也无分。 16岁和父亲游学欧洲，林徽因便已经将建筑选定为自己的专业。可是那个时代，在西方，这一职业也未能接受女子，中国更是尚无建筑这一学科，建筑仅被看成劳作之事，官学儒生不屑与匠人为伍，与女子更是毫不沾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林徽因仍立志成为一名建筑师，为中国带回一门新的学科，孤身闯入当时还属于男人的世界。“她有‘逾矩’的胆识，放在今天，可以叫思想先锋吧。”于葵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她只能迂回“斗争”，以美术专业进门，再“曲线救国”选修建筑课程，毕业时获得美术学士学位，之后又到耶鲁选修了舞台美术课程。2024年，宾大将这个迟到近百年的建筑学士学位追授给了林徽因。“我们今天推崇的跨学科，林徽因在百年前就已先行实践了。”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所以《林徽因全集》与任何名家全集都不同，分为建筑、美术、文学三个板块。 梁思成进入建筑行业，也和林徽因有关。当年他从清华学堂毕业正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当他听到林徽因对建筑学专业富有新意的描述后，立刻意识到这门专业正是自己所擅长与追求的，建筑成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和纽带。 战争中，贫困交加的林徽因在李庄病榻上写下了四万多字的《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谈战后重建，它几乎是当时最新的建筑需求与理念。那时，全世界建筑师都在考虑战后重建以及城市规划等问题，身处偏僻乡下的林徽因与世界同步。梁再冰说：“我妈妈当时病得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后中国怎样建设，甚至怎样为低收入人群建设廉租房。” 战后回到北平，为了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重病的林徽因几乎拼尽全部气力。吴良镛回忆清华建筑系初创的情景时曾感慨：“林先生对这个系的成长操心最多”，“她躺在床上，把一个系从无到有地办起来，虽然经常卧病，她却能运筹帷幄，她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能协助我们解决颇多难题。可惜，这些并不十分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她的名字”。 身为“梁思成太太”，投入诸多考察和学术研究并做出重大贡献，却没有头衔也没有名分，这是林徽因一生学研生涯的常态，她不计较，愿做“幕后英雄”，与同人或晚辈分享自己的思考和成果，也不求回报。 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是营造学社的年轻成员，他后来对梁再冰回忆，那时自己年纪尚轻，不知道怎么深入这个领域，是林徽因手把手耐心指导，为他选择入门书籍，甚至告诉他最好从哪一行看起。被誉为“敦煌女儿”的常沙娜也是林徽因的学生，那时，林徽因已经长期卧床，她在病床上支一张小桌，稍有力气了就写写画画，把学生叫到跟前，给他们授课。常沙娜21岁设计的中国首块国礼丝巾，就是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完成的。 她一生挚爱她所选择的建筑事业。就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个1935年的冬日下午，林徽因写给费氏夫妇的同一封信中，她曾许下一个小愿：“亲爱的正清，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对吗？你知道，我想那时我已步入暮年，为了能更好地做些工作，我应该会远离世人和琐事。” 所幸，1942年费正清被派到中国工作后他们又再相见，可是，她未曾如愿走入她所期望的真正暮年，更未能“远离世人琐事”。1955年春，林徽因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被紧急送往同仁医院。就在此前不久，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她为了挚爱的古都北京，为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仍然一次次拖着病弱的身子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命运没有给她更多时间。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离世，年仅51岁。梁思成为她设计了墓碑，上面写着：“建筑师林徽因墓。”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6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王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