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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济南9月28日电(李欣 陈宛婷)坐拥3500多公里海岸线、近16万平方公里海域，山东海洋资源得天独厚，是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2024年，山东海洋生产总值达18011.8亿元(人民币，下同)，其中，渔业经济总产值4904亿元，海洋渔业、海洋水产品加工等7个产业增加值稳居中国首位。 从良种培育到养殖空间拓展，再到水产品增值加工，近年来，山东凭借科技创新与系统布局，完成从“靠海吃海”到“科技耕海”的深刻跨越，守护着愈发丰盈、高质的“蓝色粮仓”。 攥紧“种子芯片” “以前养刺参是‘靠天吃饭’，现在‘参优1号’耐高温，夏季高温期成活率比普通刺参平均提高25%以上。”养殖户口中的“良种优势”，道出山东破解水产养殖难题的秘诀。工作人员观察海参的生长、摄食、健康等状态。青岛瑞滋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山东始终将水产新品种研发培育作为建设“蓝色粮仓”的根基。近年来，中国工程院院士包振民等行业专家，围绕海鱼、牡蛎、扇贝等重点养殖品类，聚焦抗逆、抗病、高产等种质性能提升，积极开展水产育种技术攻关。 其中，在大西洋鲑种质研发领域，包振民院士团队取得重大突破，成功诱导10000余尾大西洋鲑伪雄鱼，诱导率近100%，填补了中国相关技术领域空白，打破三文鱼规模化养殖“种质依赖”。 在海水虹鳟育种领域，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高勤峰教授小组研发的“虹芯1号”液相芯片，是中国目前虹鳟育种领域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专用芯片，意味着国产虹鳟育种芯片自主攻关实现重要突破。 截至目前，山东建设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17家，居中国首位。经山东科研院所或企业主导培育的水产新品种，如“前沿1号”三倍体长牡蛎、“蓬莱红4号”耐高温栉孔扇贝等，已有65种通过国家审定。 2024年，山东海洋领域共有“海水养殖鱼类精准营养技术体系构建及产业化应用”等5项成果获国家科技奖，约占全国海洋领域获奖数量的50%。 拓展“海上牧场” 有了适配海域的“良种”，山东更需能承载规模化养殖的“海上牧场”。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一号”。(无人机照片) 尹言伟 摄 2022年，于青岛交付运营的全球首艘10万吨级大型养殖工船“国信1号”，进一步开创“船载舱养+游弋养殖”的深远海养殖新模式，被誉为“移动的海洋牧场”。 3年来，“国信1号”先后在黄海、东海、南海锚地完成养殖作业，累计产出高品质大黄鱼3600吨。相较于传统网箱，“国信1号”养殖周期缩短25%、月均增重提升1.8倍，在全球首次实现集“鱼苗上船、生长养殖、品质调控、疫病防控、起捕加工”于一体的全周期产业化流程。 今年4月，“国信1号”的升级版——15万吨养殖工船“国信1号2-1”成功交付运营，其在功能布局、新能源利用、信息一体化等领域实现160余项技术突破与优化创新，标志中国深远海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项目迈入技术迭代和规模扩张的2.0时代。 目前，山东“海上牧场”的规模化发展已形成标杆。山东省内建成海洋牧场71处，数量占中国总量的38%。“国信”“经海”等系列首创型项目也为中国发展深远海养殖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 升级加工链条 在培育适配海域的“好种”、开拓规模化养殖牧场的同时，山东进一步升级加工链条，推动新鲜海产品从“原字号”走向“高值化”，实现从“养得好”向“卖得优”的跨越。 数十种海参食品陈列于排排冰柜中，一只只海参经过分拣、清洗、切割、调味等工序后成为速食产品。“一只海参的故事”成为青岛双维食品有限公司近年做优海洋水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缩影。 公司董事长王记宾介绍说，目前，公司致力于培育本土新型环保海参肽的产业集群，采用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及国际先进设备，开发高科技含量的海参肽复合多肽、双参肽饮、海参肽软胶囊等海参精深加工系列产品。与传统的加工模式相比，产品附加值增加了数倍。 截至目前，山东海洋水产品加工产业已连续五年稳居中国首位。从冻鱼、鱼干等初级产品，到鱼油胶囊、海洋功能性食品、深海面膜与保健饮品等深加工产品，山东构建起覆盖全流程的完整产业链，让“蓝色粮仓”释放出更高经济价值。 布局“未来渔业” 既要养好鱼，更要护好海。“十四五”以来，山东累计整治修复滨海湿地1.2万余公顷、海草床1800亩，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达93.6%，为海产品养殖筑牢生态底色。长岛风光。长岛宣传部门供图 在此基础上，山东探索“渔业+蓝碳”协同发展新路径。其中，威海市向寻山集团开出中国首例“海洋碳汇贷”2000万元，为渔业发展找到一条“养殖增收、生态增汇”可持续发展的双赢道路。 同时，智慧化仍是未来渔业的重要方向。“问海”预报大模型将海洋环境计算效率提升3000倍，“琅琊”1.0系统可高精度预报全球海洋状态，“深海三大国家平台”进一步推动山东在深海渔业资源勘探、开发领域抢占先机。 从“靠海吃海”的传统模式迈向“科技耕海”的创新之路，山东在海洋渔业领域的发展成果斐然，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活力与潜力。 正如山东省委主要领导所强调，该省将锚定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这一目标，以改革、创新、开放为动力，持续塑强海洋经济发展新优势，高标准推进海洋强省建设，走出一条“陆海统筹、科技引领、产业集聚、生态优美、开放合作、治理高效”的海洋经济发展之路。(完)--> 【编辑:张子怡】
编者按 当前，一些年轻人受困于“学历出身”问题，面对部分用人单位对名校和高学历的明显偏好，他们不时陷入自我怀疑与焦虑之中。高学历的人更容易成功吗？青年如何建立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成功观？ 主持人： 许子威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嘉宾： 杜玉华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李乾坤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耿品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没有名校高学历，就是失败吗？思政课如何引导“学历焦虑”的年轻人在国家发展格局中，认识到自身的潜力和优势？ 杜玉华：人们往往把“贡献”局限于高精尖行业，而忽视了社会结构多元、分工各异的复杂性。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亿万普通劳动者的坚守与创造——每一个岗位都具有其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价值。无论是基层治理、乡村振兴，还是制造与服务一线，每一位劳动者的付出都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 在思政课教学中，我注重引导学生从宏大叙事回归微观实践。一是解构“贡献”的多元形态，结合学生所学专业，阐明其行业在国家发展中的实际作用，将抽象使命转化为可感知、可践行的职业目标；二是帮助学生识别并发挥自身优势，许多学生在实践能力、沟通协作与社会适应力等方面具备特长，这些恰恰是社会转型与产业升级所需要的重要素养，应有意识地加以发掘和强化，从而提升就业信心与竞争力；三是强化责任感与使命感，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内在关联，激发内生动力，走出“学历焦虑”，走向积极有为的人生。 耿品：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上，我会告诉学生，评价人生价值应全面考量——既要看贡献大小，也看努力程度；既尊重物质贡献，也尊重精神贡献；既注重对社会的奉献，也注重对自我的完善。对人生价值的评判，绝不是仅凭学历高低或某一单项指标简单断定。 当前部分年轻人出现的焦虑心态，既源于外界以院校、成绩、奖项等作为单一评价标准，也来自主体意识尚未完全建立的大学生，将这些外部标准内化为自我认知，导致其在角色认同过程中感到困惑与迷茫。 因此，思政课教师可以从两方面着力：一方面，帮助学生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增强自我认同。教师应引导他们认清自身在不同场域中的角色定位，理性看待自身能力、特质与关系网络，鼓励学生以持续发展的心态践行每一种角色；另一方面，引导学生理性看待“镜像反馈”，正确处理外界评价。教师应及时引导学生主动调适心态，在积极回应社会期待的同时，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主持人：思政课如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特别是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和社会发展相结合？ 李乾坤：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如果用高学历、高薪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成功与否的话，马克思看起来并不算“成功”。他毕业于柏林大学，拥有博士学位，但并没有“高薪”的工作，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着贫困的生活。但马克思一生践行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信念，将有限的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因此，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追求“名校”“高薪”有着本质区别。 耿品：在大一上学期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如何把握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追求”等内容，既是教师教学的重点，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刚进入大学的学生理论知识储备不足，实践经验较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难以形成深入理解。针对这一情况，在教学中我会采用“小切口”进入的方式，通过身边人、身边事阐释“大道理”。例如，讲述中国农业大学青年学子扎根科技小院、“自找苦吃”的实践案例，帮助学生感悟理论力量与实践价值。 主持人：有人崇拜高学历，但也有部分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以“985废物”自嘲，反映出他们怎样的心态？ 杜玉华：这两种心态看似矛盾，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价值评价体系的单一化，以及青年群体身份认同的焦虑。一直以来，名校被视为一种稀缺资源，与个人成功紧密绑定，因此很多家长、学生出现了“第一学历”的担忧。而部分名校学生自嘲为“985废物”，反映出了他们面对现实落差时的无力感——即便拥有光环，仍可能无法实现预期成就。这些年轻人并非失败者，只是害怕辜负社会、家庭的期待。因此，教育的导向不能仅聚焦于“考高分”“上好学校”，更应重视“如何成为更优秀的人”。 李乾坤：这源于用同一把尺子衡量不同人生路径的误区。社会常以量化标准预判个人发展，如分数、学校、排名等，却忽视了高校和专业类型、定位和培养目标的多样性。如果一所高校和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并非今天的“风口”行业，学生和家长若无法调整预期，就会出现心理落差，也就产生了“985废物”自嘲。 耿品：“985废物”这类自嘲其实是部分青年用一种戏谑的方式来“反讽”自己，由此来释放压力、寻求认同。他们背负着家庭、社会的高期待，当实际成就与之不符，便通过自嘲缓解焦虑，并希望在群体共鸣中获取理解与包容。 主持人：大学生应如何定义“成功”？ 杜玉华：名校学历与职业成就、人生发展存在一定关联，但并非决定性因素。真正影响职业高度的，往往是个人的学习与实践能力、对行业机遇的敏锐把握，以及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而人生幸福感的获得，更依赖于个体的价值取向、人际关系的质量以及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现实中，许多普通高校毕业生正是通过持续努力，不断实现职业上的突破。 因此，引导青年重新定义成功，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努力，共同构建更加包容、多元的成长环境，支持年轻人在探索中找准人生坐标。这意味着要从追求“外在指标”转向注重“内在体验”——成功不应仅以收入或职位衡量，更应看内心是否充实、自我是否认同、生活是否自主、工作是否有价值，以及人生能否在多重维度中保持平衡。同时，成功也应从注重“占有”转向强调“创造”，其核心不在于获取多少资源，而在于为世界贡献了什么价值。无论是攻克关键技术难题，还是在平凡岗位上尽职尽责，这种由创造所带来的意义感和满足感，远非物质所能替代。 耿品：成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在与青年学生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往往容易受到外界标签的影响，从而形成对“成功”多元而流动的理解。因此，年轻人与其纠结于是否达到外界定义的“成功”，不如更多地思考如何在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中获得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思政课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认识到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重要价值，帮助他们理解积极进取、务实乐观的人生态度对成功的重要意义。 主持人：不少非名校大学生靠努力实现了突破，这些年轻人的故事有哪些普遍性和可复制性？ 杜玉华：现实中，不少非名校毕业生成功实现了“逆袭”——有的投身新兴行业，有的凭借精湛技艺在制造、服务等领域脱颖而出。虽无名校光环加持，但他们往往更善于把握机会、作风踏实、适应力强，不断拓展出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这些故事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正是在于它们打破了“名校即成功”的单一叙事，展现出普通青年同样可以通过努力与创新，赢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尽管具体个案难以简单复制，但其成功逻辑具有普遍参考意义。我认为以下几个要素尤为关键：一是实践导向。他们更贴近现实，更愿意从基层做起，注重将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并在真实环境中积累经验；二是韧性心态。面对社会偏见与压力，他们通常更能放下身份包袱，较早学会承受挫折，并主动寻求差异化成长路径；三是社会感知力。他们大多善于观察社会、深入基层，深刻理解社会运行机制与大众需求，从而更敏锐地捕捉转型中出现的新机遇。 主持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自觉选择到基层受锻炼、长才干、作贡献。思政课如何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意义，并坚守这类选择？ 李乾坤：“扎根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体现的是一种超越个人功利层面的价值追求。它意味着青年主动将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人民需要紧密结合，真正把青春奋斗融入家乡改造、乡村振兴和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这不仅是对人生意义的深层理解，更是对“成功”定义的重新校准。事实上，基层一线是国情社情最真实的地图，也是青年成长最肥沃的土壤。在那里，年轻人能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真正的能力提升与价值实现，进而获得持久、坚实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认识到这一点，学历焦虑自然得以缓解。名校背景或高薪职位只是人生一个阶段的标签，并不能定义人的全部价值，真正重要的是能否找准自己的坐标，在现实土壤中生长出不可替代的能力。因此，年轻人选择基层不是放弃追求，而是换一种方式更好地成就自我、服务社会。它代表了一种清醒的人生规划，一种将“小我”融入“大我”的成长智慧。 耿品：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冲锋陷阵，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默默奉献，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始终是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泉。 在思政课堂上，我常常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展现这种选择的时代意义。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年响应号召奔赴北大荒，使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如今，青年学子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不同时代的青年都作出了同样的青春选择。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政策的实施，为青年深入基层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在这个过程中，青年既能锤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又能培养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从而更好地认识自身在国家发展中的定位和价值。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许子威 记者 王聪聪整理)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9月28日 04版 【编辑:王琴】